在英国（及西方）历史上有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原则——“基于良心的反对”（conscientious objection）。《牛津英语词典》对其解释是“基于良心（良知）反对遵守一种要求，主要指反对在军队服役；基于良心拒绝遵守一项规定，特别指在军队服役”。19世纪20年代出现“基于良心的反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一词，1960年代出现“基于良心的反对”拒绝服兵役的用法。

“基于良心的反对”起源于宗教信仰。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为这一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基督教十诫中“不可杀人”的戒律，因此，早期的基督徒就有反对参战的传统。这种反对往往涉及对国家法律的拒绝，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英国历史上，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社会运动相联系，逐渐形成了一种规则、原则。

“基于良心的反对”的出现

“基于良心的反对”最早表现为宗教意义上的反对， 1790年6月12日“基于良心的反对”一词首次出现在《英国水星报》上。报纸上写道：“他作为一个在英格兰国教会中反对接受圣餐的不同异见者，‘基于良心的反对’不能接受贝德福德郡长的职务。”这是宗教意义上的“基于良心的反对”，反对英国国教的仪式。

19世纪这一词汇主要在宗教意义上使用。一些宗教团体，特别是贵格会（Quakers）等因其和平主义信仰，坚决反对战争。贵格会教徒认为，所有生命都应受到尊重，因此他们拒绝参与一切形式的军事活动，包括战争和暴力活动。1660年，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在给国王查理二世的宗教宣言中称“我们的原则和实践一直是：寻求和平，并坚持和平，追随正义和对上帝的认识，寻求善良和福祉，做有利于所有人和平的事情。我们拒绝一切血腥的原则和做法，以及一切外在的战争、纷争和使用武器的战斗，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或以任何借口，这是我们对全世界的见证……我们确实知道，并向世界证明，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的基督精神永远不会促使我们使用武器与任何人作战，无论是为了基督的王国，还是为了这个世界的王国。”这里的“我们确实知道”具有“基于良心”的意味。贵格派信徒因拒绝参军或参战常常受到监禁和迫害。随着1689年英国颁布《宽容法令》（Toleration Act，1688年通过，1689年获得王室签署），他们的做法被肯定。法案规定，除罗马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外，其它非国教教徒只要对国王效忠，即可免受法律处罚。

“基于良心的反对”与天花疫苗

19世纪40年代，英格兰由于天花泛滥议会开始推行疫苗法。1840年议会通过第一部《疫苗法》。强制接种始于1853年。1853年天花再次爆发，政府为了确保所有儿童接种，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即《1853年疫苗扩展法》。1867和1871年不断通过新的《疫苗法》，对拒绝为自己孩子接种天花疫苗的父母进行惩罚。这些强制推行疫苗的法令引起民众反感，1874年第一个“全国反强制疫苗联盟”成立，后来出现“全国反疫苗联盟”。这些反疫苗联盟在全国许多地方蓬勃发展，并争取到许多支持者。在伦敦和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反疫苗力量强大，吸引了中下阶层商人、工匠和技工。反疫苗联盟组织示威游行、筹集资金支付对拒打疫苗者的罚款，骚扰因拒打疫苗被没收物品的拍卖现场等。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876年约克郡的基斯利（Keighley），7位济贫法督察员因拒绝执行强制疫苗入狱，但却被疫苗者视为勇士，被称为“现代圣徒——基斯利七贤士”。

在反疫苗联盟持续抗议下，1898年《疫苗法》原则上废除了强制，这部法令最重要的条款是“如果在孩子出生4个月内，若父母或其他人可以让两个治安官或受薪治安官或大都市警察满意，他们基于良心相信疫苗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伤害，那就不会据1867年的《疫苗法》的29条、31条受到惩罚，在7天之内由治安官或市政官员签发的‘基于良心的反对’的证书应该交给疫苗官。”要获得豁免资格，家长（主要指父亲）必须让地方法官相信，他们“真诚地”相信接种疫苗会损害孩子的健康。反对者立即指出，“良心”是无形的，无法衡量。申请往往被断然拒绝，这加剧了底层人民的怨恨，他们认为接种疫苗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从1898年8月12日法令通过到12月31日，议会统计疫苗官收到的“基于良心的反对”的申请203413份，这些证书涉及230147个孩子。

由于1898年法令中规定的父母只赋权力给父亲，母亲没有权力申请证书，这激怒了女权运动者。1907年，一项新法令允许父母通过简单的证明获得豁免——“如果在孩子出生4个月内，父母宣称基于良心相信疫苗对其孩子的健康造成危险，父母或其他人不应依据1867年《疫苗法》的29条和31条受到惩罚——如果他在7天内把此声明交给当地的疫苗官。”这里的父母指父亲或者母亲。

自此，英格兰强制接种疫苗时代结束。

1898年7月30日《潘趣》杂志的一幅漫画表达了中产阶级的抱怨，他们认为政府的这种屈服会促使天花肆虐全国。死神踩在一本《柳叶刀》上，挥舞着反疫苗接种的旗帜，标题是“去詹纳化的胜利”（“De-Jenner-ation”）。寓意为让人们基于良心反对不接种疫苗会造成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退化”。

“基于良心的反对”拒服兵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军队伤亡惨重，尽管志愿军人数众多，但政府很快就急需更多士兵上战场。1916年3月2日，议会通过《兵役法》，要求所有年龄在18至41岁的未婚或没有子女的男性服兵役（后来的《兵役法》包括已婚男性，收紧了职业豁免，并将年龄限制提高到50岁）。对于数百万英国公民来说，征兵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有着强烈反战信念的人来说。一些人因为政治原因反战，他们认为德国不是他们的敌人；一些人出于道德的原因反战，他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还有人因为宗教原因反战，全心全意地相信“不可杀人”的戒律。贵格会和耶和华见证人等宗教团体的成员属于这一类。这些人都被称为“基于良心的反对者”。

与那些因就业、家庭需要或残疾而希望免于参加战斗的人一样，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必须参加法庭听证会以表明他们反战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认为对战争有价值，他就可以免于入伍。然而，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的申请通常会被驳回，法庭对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反映了当时普遍的公众舆论，人们认为这些人是懒惰的、忘恩负义的“偷懒者”、是懦夫，不愿意为国家做出牺牲，试图从他人的牺牲中获益。那些被法院驳回申请的人被强行征召入伍——尽管有些人可以选择加入皇家陆军医疗队。如果申请被驳回、依旧拒绝穿上制服，他将被送进条件恶劣的监狱。来自金斯敦的阿尔伯特·利弗森·詹姆斯（Albert Leverson James，1887-1917）就是其中之一。

詹姆斯经营着父亲留下来的商店。战争爆发后，詹姆斯加入了免征兵团契。1916年，詹姆斯出庭，他声称由于他的和平主义信仰，要求被豁免服兵役，他的要求被拒绝。他接到的命令是到金斯敦军营报到，以步枪手身份入伍，但他因没有报到被警察逮捕、带到地方法院，然后移交给金斯敦军营的部队。11月，詹姆斯因拒绝接受军队体检而陷入麻烦，面临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他被送往沃姆伍德·斯克鲁斯监狱，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詹姆斯病倒了，并接受了“内政部项目”的工作，为政府工作。詹姆斯的朋友弗兰克·劳埃德（Frank Lloyd）回忆道，“他当时在沃姆伍德的一个大厅里，很明显他患上了肺结核。 在那里的最后两周里，我们都遭受严寒的侵袭，天气似北极一样冷。加热设备出现故障，我千方百计才避免生病，但这要了詹姆斯先生的命。”后来，詹姆斯被搬到韦克菲尔德，四月他的母亲和妹妹被叫去探望他。他病得很重，因为他被关在没有暖气的牢房里，并长时间暴露在风雪中。詹姆斯于1917年5月7日去世。

一些拒绝参战的“基于良心的反对者”将承担替代性的文职工作，或以皇家陆军医疗队或非战斗兵团的非战斗人员角色入伍。在内政部发起的“内政部项目”工作中，监狱中的“基于良心的反对者”获得了所谓的“国家重要工作”。这通常是农业、林业或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些“基于良心的反对者”——被称为“绝对主义者”——拒绝做任何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或服从军事命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6000名英国男性因良心拒服兵役。其中贵格会教徒占很大比例：4500名拒服兵役者以从事农业、林业或社会服务等“对国家重要的工作”为条件获得豁免；7000人被征召加入专门成立的非战斗军团。然而，有6000人因抵制军事当局被送进监狱。

亚瑟·威尔金森（Arthur Wilkinson）就是其中之一。他描述了自己在伦敦“虫木林监狱”的牢房，“牢房里有一张木凳，没有桌子，但有一张固定在地上的木板，门上面有一个洞，他们不用开门就可以把食物塞到你身上。床其实就是几块木板——第一天晚上你睡在木板上——有三块木板，下面有横梁支撑，横梁把木板架起来，稍微离地面一点。一张光秃秃的床垫，我想那是一张大约两英寸厚的稻草填充的床垫，铺在这些木板上，刚开始的时候你穿着自己的衣服睡觉，后来衣服没了，所以马上就受到严酷环境的考验。”如此艰苦的环境目的就是震慑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9月3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当天，议会立即通过了《国民服役（武装部队）法》，法案规定，所有18至41岁之间的男性都必须登记服役。身体不适的人可以免服兵役，其他从事烘焙、农业、医药和工程等关键行业和工作的人也可以免服兵役。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必须出庭，陈述拒绝参军的理由。如果他们的案件没有被驳回，他们就会获得几类豁免中的一种，并获得非战斗工作。有60000名登记的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这次审理这些申请的是由一名法官主持的特别法庭，其影响要小得多。如果申请人不是贵格会或其他类似和平主义组织的成员，通常只要说反对“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是 1928 年《凯洛格-布里安条约》中的一句话——法庭就可以给予完全豁免、以替代服役为条件的豁免、仅豁免战斗职责、驳回申请几种裁决。在登记的61000人中，有3000人获得完全豁免；最初有18000份申请被驳回，但其中一些申请人在上诉法庭获得豁免。二战期间，“基于良心的反对者”没有受到监禁。尽管如此，“基于良心的反对者”（conchie，含有贬义）所带来的社会耻辱是相当大的。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否真诚，人们常常将其归咎于怯懦。

结语

英国由于其独特的政治传统，在宗教改革后逐渐发展出对新教徒中非国教教派的宽容态度（当然天主教徒受到排挤的时间更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19世纪“基于良心反对”的对拒打天花疫苗者的豁免，以及20世纪对拒服兵役者的宽容，这是英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使然。即使在与英国立场最相似的美国，也只有出于宗教原因的人才能获得免服兵役的权利，而在英国，政治动机是可以被接受的（理论上是，但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历史学家将此归因于英国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经过长久的不宽容缓慢演化出来的对持不同宗教派别的态度，特别是1689年的《宽容法》为之奠定了基础。据说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的知名人士都公开表示支持依据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权利，有时他们甚至表示，只有良心受到保护，战争才值得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