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死于未来之国

谢自 2025-02-22 科技报 1 次浏览 0个评论

“一个男人仰卧，身穿运动上衣、栗褐色衬衫、黑色领带与黑褐色过膝裤。那位夫人，身着一条花纹裤，左臂抱着他的胸部。”

1942年2月23日，巴西小镇彼得罗波利斯警局档案记录了一桩自杀案件，死者是旅居的著名作家茨威格及其年轻妻子绿蒂，死因是吞服过量安眠药佛罗那。桌上留有一封遗书，讲述自杀的心路历程，遗书末尾写道：“我向所有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漫黑夜之后还会看到旭日东升！而我，一个过于缺乏耐性之人，先走一步！”

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房间里自杀

战争阴云里的流亡之路

茨威格死于一场漫长的流亡，被他誉为“未来之国”的巴西，是流亡之路的终点，也成了生命旅程的终点。

1933年10月，迫于纳粹上台，茨威格逃离奥地利，英国是自我流放的第一站。尽管预见希特勒日后必将对欧洲造成毁灭性打击，但这位奥地利犹太作家秉持和平主义立场，与政治保持距离，拒绝加入反抗政党，遭到舆论激烈批评，汉娜·阿伦特讥之为“沉迷于书本的资产阶级犹太文人”。

青年时代的茨威格，曾经不甘于做一介文弱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度报名参军，只是体检不合格，未能入伍。但年届五旬之际，他更愿意以笔为枪，用文字对抗敌人。1936年，他的作品被纳粹查禁，作家出版《良心反抗暴力》一书，一边歌颂“苍蝇撼大象”的反抗精神，一边列举前代文人的审慎为自己辩白：

“伊拉斯谟时不时地壮起胆子，从阴影中射出几箭。拉伯雷阴沉地放声大笑，以小丑的服饰为掩护挥鞭击去。蒙田，这位高贵、睿智的哲学家，在他的散文论述中找到最具说服力的词句，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认真干预，或者阻止哪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无耻的迫害和死刑。这些人富有人世经验，因而变得谨小慎微。他们认识到，智者不得和疯子争吵；在这种时代，为了不使自己遭殃，成为受害者，最好还是逃回阴影中去。”

或许由于反纳粹立场不够激进，茨威格迟迟无法真正入籍英国，被视为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敌侨”。此般境遇让他心生去意，既然欧罗巴精神故乡已然面目全非，不如前往新大陆重建生活。欧洲战事爆发后，1940年，他偕年轻的新婚妻子绿蒂移居纽约。大城市的纷乱复杂和萦绕在美国上空的战争疑云，令他不得安生，随即又决定迁往巴西。

1936年第一次访问巴西之时，茨威格同所有“傲慢的欧洲人”一样，认定那里不过是一个“气候炎热、疾病肆虐、政局不稳、财政崩溃、仅在沿海拥有少许文明”的落后国家，但巴西的厚遇让他受宠若惊：外交部高官在机场恭候，豪华汽车和专职司机随时待命，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亲自招待，几乎所有政要轮流前来合影和索要签名，每天亲笔签名多达500次，手指累到痉挛，各大报纸追踪报道行程，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几年以来在欧洲遭受的冷遇，至此一扫而光。有了这番曼妙的记忆，茨威格没做太多挣扎，就挥别纽约，与绿蒂一同搬往巴西。

《巴西：未来之国》书封

为回报这个国家的热情，茨威格献上一本分量十足的著作《巴西：未来之国》。在他看来，这里孕育着世界的未来，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疯狂，妄图创造最“纯粹”的人种，巴西却奉行着几百年不变的原则，无视肤色差异，允许各个种族自由结合。平心而论，茨威格笔下的巴西，更像是自身理想主义的投射，也并未过度粉饰南美的种种缺陷。然而，他肤浅的社会观察和对瓦加斯总统的盛情歌颂，招致不少非议。一位犹太作家，一面反思欧洲纳粹体制，一面却又赞扬着铁腕统治的独裁者，的确有些自相矛盾。况且，早在1937年，在瓦加斯授意之下，巴西就陆续停止向犹太人发放签证，茨威格只是因文学名家身份而被“法外开恩”的少数幸运儿而已。

抵达巴西后，茨威格避开热闹的里约热内卢，选择定居在度假小镇彼得罗波利斯。尽管深居简出，他依旧时刻关注着世界局势。可惜事与愿违，战争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1941年12月10日，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茨威格说道：“我希望这将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了，也愿我们所有的盼望都会成真。”彼时，偷袭珍珠港和美国宣战的新闻还没有传到相对闭塞的小镇。消息甫一传来，希望化作绝望，沉重打击了茨威格的精神。他对一位巴西朋友解释道，珍珠港事件让这场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世界大战，从战争的尸体中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新型的瘟疫，同时感染人的肉体和灵魂，在全球范围内滋生和蔓延。

同样令他担忧的是，随着美国宣战，巴西可能会被拖入战争。由于东北部海滨地处运输要道，1941年美国大举援助巴西国防军备，派遣陆军工程兵协助扩建机场，释放了明显的备战信号。1942年1月，美洲国家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与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对之宣战。战火暂时不会烧到巴西本土，但茨威格担心宣战使得信件邮递有更多变数，自己会被困在一座信息孤岛。在写给前妻弗里德利克的信里，茨威格表达了对时局的深深失望：“今年不可能有真正的决战和最后的胜利，而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年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两次世界震荡里丧失殆尽！我已心灰意懒。”

压垮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

战争与流亡摧毁了茨威格的精神世界，但压垮作家的不止于此，故友凋零、对衰老的恐惧和对妻子绿蒂的担忧也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他的心理防线。

命运之神对待茨威格不算刻薄，他踏上流亡之旅的时候，从未囊中羞涩，也不乏佳人相伴，有三五好友保持通信，又落脚在一个热情似火的国度。他的故交旧友，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在纳粹的迫害和威逼之下，许多人流离失所，在贫困潦倒中熬过残生。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际，剧作家埃贡·弗里德尔面对前来抓捕的冲锋队，从窗口一跃而下，免于遭辱。1939年5月，因纳粹查封著作而流亡美国的犹太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患上抑郁症，将仅有的财产捐给西班牙内战难民后，在一家纽约酒店里上吊自杀。因《拉德茨基进行曲》名噪一时的奥地利犹太记者约瑟夫·罗特自纳粹上台以来流亡巴黎，长期酗酒，患上难以治愈的肺炎。同样在1939年5月，托勒尔自杀消息传来，他备受打击，撒手人寰。1940年6月，曾以希特勒为原型创作小说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兼医生恩斯特·魏斯，在流亡地巴黎被德军攻陷后，在绝望之中服毒自尽。1940年9月，犹太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试图越境逃避德军追捕失败后，吞服吗啡自杀。耳畔频闻故人死，尤其是曾经竭力救助过的罗特和魏斯相继离世，让茨威格感受到了深切的寒意。

到了1941年，另一桩烦恼萦绕在茨威格脑海：六十大寿。初至巴西，偏居小镇，作家援引托尔斯泰的话，“一个年届六十的人应该隐居荒野”，用来自我宽慰。但当六十岁生日临近之时，他的忧愁与日俱增。1941年11月写给绿蒂兄嫂的信里，他说道：“那个黑暗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了，不过我们不打算在家里度过，而是去乡下的一个小地方郊游；我已经请朋友们都不要在报纸上提这件事（那些报纸上甚至还热情洋溢地印刷着为孩子庆生的陈词滥调），但最保险的法子还是避开。”11月28日生日当天，即使反复向周边朋友强调了不需要庆祝活动、不需要报纸采访、不需要礼物与访客，为以防万一，茨威格与绿蒂仍然计划前往4小时车程以外的小镇躲避。可惜天公不作美，连日暴雨让山间小道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在一个邻近小镇暂住，度过了一个意外而冷清的生日。如其所愿，除了祝福电报之外，他只收到了出版商送来的宠物狗和妻子绿蒂设法弄来的整套法语版《巴尔扎克全集》。生日过后，在与朋友的闲谈里，茨威格就坚定表态，世界应该留给年轻人去大展拳脚，而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剩下的任务只是保持缄默，带着最后的尊严离场。在遗书里，茨威格也提及了衰老带来的疲惫：“一个年逾六旬的人重新开始，需要特殊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

在小镇离群索居的生活，相对于迫害与流亡，自然平静许多。可总归有些琐事，牵动茨威格紧绷的神经。移居彼得罗波利斯，出于谨慎思考：这里得名于巴西末代皇帝佩德罗二世，曾是逃避酷暑和黄热病的皇室夏宫，又有不少德国移民，可谓作家的理想选择。很快，他发现自己面临语言难题，茨威格与绿蒂都精通多种语言，但小镇的邻居与仆人只讲葡萄牙语，报纸和收音机也只有葡萄牙语，他们不得不从头学起。很难想象，这位“世界公民”会被一门欧洲语言难倒，但复杂的语音和枯燥的课程让作家半途而废。绿蒂也仅是为了能指挥女仆练习欧式烹饪和收拾家务，才勉强学会一些基本生活用语。同样恼人的还有天气，对于习惯大陆性气候的茨威格而言，雨季似乎成了某种挥之不去的梦魇。作家最后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在书信里提及，小镇无时无刻不在下雨，连绵阴雨让人抑郁而烦躁，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更致命的是，阴雨似乎诱发绿蒂哮喘病的恶化。饱受病痛困扰的绿蒂身体暴瘦，不得不用肝内注射维持机能。携手赴死前，两人不约而同提到哮喘的折磨。茨威格在留给巴西出版商朋友的信里写道：“流浪生活和我可怜妻子的恶劣健康状况，已使我精疲力竭。”在给绿蒂兄嫂的告别信里，茨威格痛苦承认自己“看不到绿蒂恢复健康的希望”，还在括号里强调，长期的注射治疗已尽数付诸东流。绿蒂写给兄嫂的绝笔信，则尽力劝服他们相信，自杀是唯一的出路：“要以这种方式离开，我唯一的心愿是你能相信这对斯蒂芬和我都是最好的选择。他这些年所遭受的一切，与那些惨遭纳粹迫害的人别无二致。至于我，则饱尝哮喘的病痛。”

死亡，与魔鬼作斗争

茨威格的自杀，并非出于一时怠惰或激情。暂居纽约的时候，就有朋友发现，他在研究各种毒药的致命剂量和濒死的心理状态。对死亡的探究，恐怕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写作生涯，尤其是《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一书里对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描绘。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是一位另类的剧作家、小说家与诗人，他出身普鲁士传统军事家族。为了家族荣誉，青年时代被迫搁置了文学梦想，投身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大革命高潮过后，他也厌倦军旅，放弃公职，在狼烟四起的欧洲游荡。他不愿见证拿破仑铁蹄践踏欧洲，写下许多渲染反抗色彩的剧作。拿破仑走向巅峰的十年，也是他创作高峰的十年。但在文学领域，他鲜受赏识，只能依靠姐妹救济艰难度日，又吸食鸦片成瘾，满脑子都是自杀的念头。歌德发现了克莱斯特文字里的闪光点，却对这个人深恶痛绝，评价他是“一个天生丽质的肉体患了不治之症”。1811年，在失意和愤懑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他，射杀新近结识的女友后，在湖边开枪自尽，完成自我毁灭。

死后的一个世纪，克莱斯特的才华逐步得到认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欧洲笼罩在死亡的气息里，这位自杀者的故事和作品被重新发掘，年轻的茨威格与托马斯·曼等人掀起了热烈讨论。茨威格为他著书立传，围绕着克莱斯特的人生悲剧，给出了自己的“诊断”：“他的普鲁士祖先给了他一副坚实的、也许是过于坚实的身体：他的危险不是藏在肌肉里，不是闪动在血液中，而是在他的灵魂中流动和酝酿着。”

如果将克莱斯特与茨威格的生平和死亡做一番细致对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许多相似之处。动荡时局里，两个人都曾生活在自己时代的欧洲公敌阴影之下。面对希特勒，茨威格选择出逃，在世界各地用文字宣扬抗争。面对拿破仑，克莱斯特写下悲剧《赫尔曼之战》，号召欧洲人英勇反抗法兰西帝国，正如当年日耳曼部落对抗罗马帝国那样。但在现实里，克莱斯特却没有笔下英雄的气魄，1807年被法国人当作间谍抓捕后，他并未与拿破仑顽抗到底，反而一度为生计折腰，希望重返普鲁士军队，作为法国人的盟友，筹划进攻俄罗斯的作战。

在昨日的世界幻灭之后，他们都曾踏上颠沛流离的旅程。克莱斯特足迹遍布欧洲，从法兰克福到巴黎，再到魏玛、莱比锡、伯尔尼、米兰、日内瓦、柯尼斯堡，恰如茨威格在传记里的描摹：“没有哪个方向是这个不安宁的人没有踏上过的，没有哪个城市是这个永远无家的人没有栖居过的，他几乎总是在路上。”茨威格辗转英国、美国和巴西的日子里，不曾为金钱发愁，依然享受读者追捧。相较而言，克莱斯特更为落魄。他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东奔西走，但无法谋求一份糊口的工作，作品得不到出版商青睐，就连最亲密的妹妹也弃之而去。

生命的最后时刻，与他们一同赴死的都是相伴不久的女人。克莱斯特的女伴是亨里埃特·福格尔夫人，纵使他称之为“我的一切，我的城堡、田野、牧场和葡萄园，我的生命的太阳，我的婚礼，我的孩子们的洗礼，我的悲剧，我的荣誉，我的守护神，我的小天使和天使长”，一连串甜腻称呼的背后，两人只是临时结合，甚至止于精神伴侣。亨里埃特罹患癌症，1841年她恳求克莱斯特：“杀掉我吧！我太痛苦了，再也活不下去。当然，您是做不到的，世上再也没有男子汉了。”于是，克莱斯特开枪贯穿她的左胸，才又自我了断。谈及这一幕，茨威格写道：“这个对于生活中的他也许太矮小、太善良、太懦弱的女人却是一个很好的死亡伴侣，因为她是唯一一个从他的死亡中如魔术一样变幻出一道爱情和结合的虚幻晚霞的人。”绿蒂之于茨威格，何尝不是这样的存在呢？她年轻、顺从又体弱，为了保护她免受敌侨身份牵连，茨威格在德国闪击波兰当日，就匆匆领着绿蒂办理结婚登记。1942年当警察闯入自杀现场，发现绿蒂身体尚有余温。心急的茨威格先走一步，绿蒂侧卧拥抱着他，将脸庞埋在肩头，以小鸟依人的姿态迎接死亡。甚至连赴死之前对作品的处理，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烈火焚烧。克莱斯特亲自烧毁了手稿，算是对世界的不屈和报复。茨威格则点起一堆篝火，烧毁了那些他不再需要的文件。